所以我觉得民族志电影最宝贵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我可以用影视的手段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记录得有多精美。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前辈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影像记录、影像表现的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有可能找出什么方法去做一些实验和尝试?平时这样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会比较好。导演乌尔善在直播中称“《封神第一部》得票房成绩比较好,才能推进第二部的后期制作,目前看距离目标还比较远,其实还没走出ICU。”这句话听起来比较严重,因为ICU有一种处在生死边缘的感觉。其实所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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